《刑法修正案（十二）》從2024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多項內容涉及到民營企業家，以前不認為是犯罪或者習慣上并不從嚴追究的行為，今后將會把相當多的經營管理不規范的民營企業家送到監獄門口，本專題將提示這些風險。
《刑法修正案（十二）》第一條：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將該條修改為：“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獲取非法利益，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其他公司、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實施前款行為，致使公司、企業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刑法修正案（十二）》新增的這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款，從正面來看，將會對民營企業的內部腐敗問題起到積極的懲治作用，助力企業、企業家內部反腐。但是也應當看到，此項規定對于控股、參股、實際控制關系復雜，但內部管理卻并不規范的民營企業家來說，很可能會成為內部斗爭或外部干涉的工具，變成民營企業家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因新增規定剛剛出臺，不可能有相應案例，故我們用國有企業相關人員的定罪案例來解說，并不影響我們理解此罪背后的邏輯。
比如在最近引起轟動的曾任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個人金融部總經理、寧夏分行總審計師等職的劉富國【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一案中，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劉富國、董志濤作為中國銀行的管理人員，伙同楊國春、王法，“依托中行河南省分行的信息平臺和中間收入業務，成立華信國源公司，利用從事中國銀行類信貸中間業務的職務便利，介入中國銀行中間業務。在為企業融資的過程中，通過華信國源公司與融資企業簽訂融資服務協議等方式，非法經營與其任職公司同類的營業，從融資企業融資成本中獲取咨詢服務費用。劉富國等人的行為本質是一種經營獲利行為，而這種行為嚴重違反了競業禁止義務，變相增加了用資企業的用資成本，危害了公司管理秩序，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其行為符合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的構成要件”。
在上述案例中如果劉國富所處的是民營企業，那么根據新增的這第二款，劉國富仍然會觸犯【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
又如河南省上蔡縣洙湖糧油購銷有限責任公司原董事長兼總經理汪新春犯【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一案中，被告人汪新春利用自己擔任洙湖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職務上的便利，用自己經營的不具備收購托市糧資格的鑫春糧油公司與洙湖公司合作收購托市糧，非法獲取國家利益120萬元，其行為被判定犯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
隨著已正式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將民營企業內部的此類行為納入到犯罪追訴的范圍，民營企業家要引起高度重視，防患于未然。因為在民營企業關聯公司之間，大量發生業務的指派和資金的調撥行為，而這些公司有些是實際控制人全資控股，有些是參股，有些是形式控制，有些是實質控制，其間利益并不永遠統一和一致。《極簡公司法》微信公眾號的《民營企業刑事·風險防范系列——民營企業主十大罪名排行榜》之(3)的挪用資金罪和之(5)的職務侵占罪，對資金調撥可能引發的民營企業家被判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罪的情形給予了詳細的介紹。現在隨著《刑法修正案（十二）》這項新增規定的正式實施，相信今后民營企業家因此類復雜關系中的業務指派和資金調撥行為觸犯【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的案例會大量涌現。
再擴展一下思路，如果民營企業內部利益相關方之間出現矛盾時，這些行為就很危險。再加上很多民營企業為了防范債務風險，將債務和利潤歸入不同的企業，風險就會成倍增加。
所以，隨著2023年新修訂和頒布的《公司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出臺，民營企業家要高度警惕，嚴格按照《公司法》有關規定規范行使職權，完善公司章程、股東會決議，股東會集體決策制度等，并嚴格遵守相關財務制度，嚴格履行必要的決策和審批程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晴空萬里但轉眼而至的暴風雨才是最令人猝不及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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